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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哲学”的终结     终结  历史哲学       2008/11/12
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哲学对“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纵横于知识界的各种意识形态,不论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未能突破欧洲中心论的现代史观。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学课件:第二十一讲:经学与儒家。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学课件:第一讲:导论。
近年来,与全球范围内对环境与生态危机的深入反省密切相关,中国哲学的“生态意蕴”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我们认为,要进一步深入讨论这一问题,应当从中国哲学所蕴涵的“文化生态模式”的角度加强总体性的思考。这里所谓“文化生态”,是指由构成文化系统的诸内、外在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关系。“文化生态模式”则是指维护文化生态生存、绵延的根本律则与运行机理。 由于人是以类的方式存在于宇宙之中...
在中国历史上原来没有“哲学”(philosophy)一词,甚至相当多的西方哲学家也不认为中国有“哲学”,例如黑格尔认为中国所有的只是“意见”,“我们在那里尚找不到哲学知识”。[1]“哲学”(philosophy)一词是日本学者西周(1829-1897)借用汉语“哲”、“学”两字指称源于希腊罗马的哲学学说,中国学者黄遵宪(1848-1905)将这个名称介绍到中国,为中国学术界所接受。“哲学”这一名称...
中国古代哲学的身体性     中国  古代哲学  身体性       2008/6/28
20世纪上半叶,在胡塞尔“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纲领的感召下,现代西方的一批具有批判思想和疑古精神的年轻的哲学家们,在对传统哲学种种业已被视为不易之论的本体论假定给予大胆质疑的同时,发起了一场为再造传统而先行奠基的哲学上的“寻根”运动。在这一运动中,虽种种新见迭出不穷,但最具颠覆性和原创性的工作则属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的对所谓“身体”的本体论意义的木曷橥。与传统西方种种业已意识化的哲学不同,梅洛...
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深刻影响使得中国哲学家在研究自己的哲学时总是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之中:一方面,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哲学是根据西方哲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这就使得中国哲学研究往往无法完全摆脱西方哲学表达方式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哲学自身的强大传统又使得中国哲学家对自己的思想家园难以释怀。我在这篇文章中主要通过分析中西两种哲学相互影响的历史,揭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许多方面具有的相似之处,由此说明中国哲...
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深刻影响使得中国哲学家在研究自己的哲学时总是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之中:一方面,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哲学是根据西方哲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这就使得中国哲学研究往往无法完全摆脱西方哲学表达方式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哲学自身的强大传统又使得中国哲学家对自己的思想家园难以释怀。我在这篇文章中主要通过分析中西两种哲学相互影响的历史,揭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许多方面具有的相似之处,由此说明中国哲...
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深刻影响使得中国哲学家在研究自己的哲学时总是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之中:一方面,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哲学是根据西方哲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这就使得中国哲学研究往往无法完全摆脱西方哲学表达方式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哲学自身的强大传统又使得中国哲学家对自己的思想家园难以释怀。我在这篇文章中主要通过分析中西两种哲学相互影响的历史,揭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许多方面具有的相似之处,由此说明中国哲...
与西方传统的意识性哲学不同,中国古代哲学乃为一种身体性哲学。该哲学不仅从身体出发以其突出的此在、性感和历时的性质而与西方哲学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其哲学的整个历史亦循着一种迥异于西方哲学史的理路而展开。如果说西方哲学史是一我思之于我思对象不断逼近的线性论的历史的话,那么中国哲学史则体现为一根身的道体一辟一阖的循环论的历史。就其大的脉络而言,先秦哲学标志着身体的挺立,宋明哲学则意味着身体的退隐和与之相...
”、宣称“知几其神乎”而对所谓“时机”的终极性规定的彰显。对于周易来说,“时机”之所以为其终极性规定,恰恰在于“时机”像日往月来的“天纪”一样是那样的不可逆转、不可改变,恰恰在于日月与生命同辉,“时机”即为身体之得以可能的“生机”的真正体现。 如果说周易主要宗旨在于其从身体出发构建出世界图式的话,那么周礼主要宗旨在在于其从身体出发推衍出社会伦理。与周易互为呼应,周礼中身体哲学的特性亦可...
中国古老的“家天下”的社会形态的历史退隐,而一种以纲统目、高度专制的“君天下”的社会形态的正式奠定,尽管这种推陈出新并不排斥两种形态在整个中国历史中始终具有一定的兼容性。 因此,董仲舒学说所开启的时代实际上是一“无家可归”的家的危机的时代。同时,也正是这一“家的危机”,使中国古代社会“离家出走”的自我意识的独立成为可能。明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汉代以降随着专制王权和纲常名教的加强,...
“物”的世界。这样,如何沟通两个世界的问题就不能不被宋儒提到议事日程。而所谓的通过“致吾之知”以“格物穷理”则被宋儒视为是解决该问题的惟一途径。关于这一点,朱子写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
书》)一语所云,在王阳明的良知领域,物并非是知觉意义上的自在之物,而是现象学意义上的意向之物,从而我们既不能“外吾心而求物理”,又不可“遗物理而求吾心”,二者实为间不容发的“意向连续统”。同时,也惟有将王学定位于一种中国式的“意识现象学”,我们才能理解何以王学一反朱学“知先行后”之传统,而使“知行合一”成为其学说中的不易之论,因为一如王阳明“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
经世致用为宗旨的“实学”思潮在明清之际业已初现端倪。 人们看到,这种从“心”向“身”的“实学”转向,随着明亡这一“天崩地析”的时代到来而陡然崛起,并呈万牛莫挽之势。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三大巨儒的学说的横空出世即为其显征。无论这三者的学说之间如何不同,他们都一无例外地对当时风靡的“心性之学”起而矫之,并激于时弊从对其的理论辨难走向对其的历史批判,故顾炎武下述议论以其痛定思痛乃代表了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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