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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公投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总体历史”事件。它表明，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无法达成和解，民主无法化解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危机。当检视这一事件时，作为欧洲一体化理论倡导者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赫然在场”。英国脱欧公投的民主实践，打碎了哈贝马斯民主理论的“智性设计”。该理论以“后民族”结构形塑“超国家主体”，却无法超越民主的“国家容器”主体限制；它以话语民主奠基欧洲认同，却无法逃避历史文化的多元性；它以全民公...
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现代西方哲学课件第六章第五节 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与泰勒共享克鲁格奖
哈贝马斯 泰勒共享克鲁格奖 哲学
2015/8/21
近日，美国国会图书馆（the Library of Congress）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John W. Kluge Prize for Achievement in the Study of Humanity）授予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社会符号化对生活世界的解构与重组——波德里亚与哈贝马斯社会符号学思想比较论
哈贝马斯 波德里亚 生活世界 社会符号化
2015/7/27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重要的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和波德里亚，其批判理论都强调了对语言符号的重视，皆在通过符号生产方式的转换达到理想之境的建构或重构。不同的是，哈贝马斯的符号之维，是以普遍语用学为组织原则，以主体间的交往为契机，以交往合理性为尺度，渴望建构一个新理性原则下的“生活世界”。而波德里亚的符号之维则较为深刻地解析了“仿真”和“类象”对“生活世界”的腐蚀和侵袭，商品拜物教让位于符号拜物教，消费的异化...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 ），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1929年生于杜塞多夫，曾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61年完成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获大学教授资格，任教于海德堡大学。1964—1971年在法兰克福大学讲授哲学、社会学，并协助T.W.阿多诺指导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71年任普朗克...
马克思公共性思想初探——基于阿伦特、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的比较视角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3/12/5
阿伦特、哈贝马斯和罗尔斯使得“公共性”成为重要的哲学范畴。哈贝马斯的公共舆论和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是马克思曾经主张过而后又扬弃的一种思想，而阿伦特的公共性主张与马克思的思想因为都关涉人的生存危机，因而具有更多的“亲近性”。但是，马克思寻求的是人的解放以及由此所要求的社会解放，即把社会从资本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人与人之间、个人与联合体之间共享自由发展的社会。这种主体间的相...
哈贝马斯－－出位之思
哈贝马斯 科索沃战争
2013/6/4
德国南部是一片高地，风光迷人，在群山和湖泊之间，密布着神秘的黑森林。天空很低，浮云从头顶掠过，有触手可及的感觉。阳光透过丛林，点点滴滴，静静地洒在翠绿的草地上，勾画出一幅变换无穷的奇妙图景，引人遐思。难怪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这样的思想家会选择这块土地作为他们的栖居场所。
多年来，公共领域理论作为分析中国社会和舆论现象的常用工具，引发了我们对理论使用方式的反思。阿伦特理论中对人的主体性的重新确立、反思和批判带给人类巨大灾难的极权主义起源、提出解决现代代议制民主困境的方案这三点共同形成了最初孕育公共领域理论的支架。哈贝马斯在阿伦特基础上建立起的公共领域理论则承载了更多现代社会的因素，既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大众民主的可操作性，又力图在制度层面取得突破。不过，在以当代中国的社...
从媒介与“私人性”的关系看公共领域之可能——当代中国语境下对哈贝马斯历史分析的再认识
公共领域 媒介 私人性 公众
2014/2/28
本文从当代中国语境出发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兴起的历史分析做了再思考。论文分析认为，公共领域是一个构成中的历史现象，媒介与私人性的关系是理解公共领域之可能的重要路径。这体现在：媒介是私人从私人领域中进入公共交往的重要平台和纽带，在国家-社会相分离和独立的体制下，独立的私人能够在这一平台上，通过自由、公开、平等的理性讨论获得自身主体性，从而形成公众、公共舆论也即公共领域。论文就此指出，在当代中国语境下以...
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图）。
从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交锋看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
共和主义 自由主义 制度伦理 社会目标
2013/1/7
哈贝马斯与罗尔斯都说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但是这是误解,因为他们都不认为权利和正义是预先给定的,而是通过公民的民主参与、对话、讨论所产生的。所以他们应当被归类为共和主义者。但是,我认为目的论共和主义立场比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程序论共和主义要更为合理,因为它把价值、善、社会目标、情感等等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在此基础上,即使缺乏程序共和主义所看重的理性的和谐一致,道德的观点也还是可以存在,当然,道德的...
翻译研究对意义源头的追寻，历经作者、文本、读者、译者等不同的中心模式，其间的文化转向强调了主流诗学、意识形态、赞助人等译语外部环境因素对意义的影响。目前的翻译研究进入了主体间性的范式，但其源理论之一：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该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存在着乌托邦情节、社会学导向和忽视非理性的倾向，从而限制了它对翻译实践的解释力。翻译主体间性研究必须对该理论加以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