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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是当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产生于公元前6至公元前5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为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释迦族太子乔答摩·悉达多，佛教徒尊称为“释迦牟尼”。
甲午战争的惨败，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的觉醒，塑造了中华民族这个自觉的现代化主体。现代民族认同，既是文化认同，也是政治认同。中华民族在奋发图强的复兴之路中，转变了思想观念，建立了新式学堂，开启了现代文明之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建与中华民族复兴所走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同一条道路。
教育与伦理的关系需要从理论层面加以审视。有些学者认为，未来的思想发展将以教育学为主；也有的学者（如列维纳斯等）将伦理学视为第一哲学。从更宽广的视域看，伦理学与教育学的融合可能是未来的发展趋向。
元明之际的国家道教治理转型——以明初玄教院的兴革为中心
元明之际 道教 玄教院
2024/4/8
有元一代实行开放的宗教政策，基于道派分立的形势设集贤院包容各派并达成制衡，形成了“教团自治”治理模式。明立国即仿元制设玄教院领道教事，但元明之际道教形势的巨变导致这一制度设计与现实基础脱节，玄教院在职能与治理实效上极为有限，于是礼部权限逐渐提升以弥补这一权力真空。随着明统治的稳固，以洪武十三年中枢改制为契机，次年即废玄教院，十五年正式设立附于礼部的道录司体系，将宗教组织纳入行政管理序列中，而非赋予...
有周一代，礼乐不断被建构和完善，朝野上下呈现出一派文质彬彬与颂声洋洋的景象。周人对待礼乐，一方面继承前代之遗风，另一方面也创构了属于自己的审美体系。此期，礼乐被重新规定，不仅成为美和艺术的象征，还是政治的一种诗性表达。由此，西周进入了礼乐美学时代。
马克思的乡村理论，主要以西欧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城乡对立关系为基础，而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前提与此不同。它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城乡对立，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和改革道路，以农业支持工业、“工业反哺农业”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为历史演进逻辑，是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守正创新。
鲁迅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珍贵的精神资源。改革开放前后，鲁迅精神具有不同的内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鲁迅精神是一元的革命斗争精神；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鲁迅精神是由斗争精神、科学精神、创新精神、为民情怀等多种元素构成的一个整体。鲁迅精神由一元到多元的发展，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心任务改变、话语体系转变、改革开放后各种错误思潮的泛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文明交流互鉴的需...
辛亥革命的失败迫使20世纪的中国人继续面对“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双重使命，但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不可能沿着既往的道路继续前行，时代呼唤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点亮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希望，因为正是马克思主义适时地正确地回应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时代呼唤。但是，时代的呼唤与理论对时代呼唤的回应，只意味着理论与满足需要的实践之间有了结合的可能，“可能”能否成为现实则取决实践主体的智慧与...
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等当代新儒家联署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在中国传统文化“花果飘零”之际，宣称要有对“中国历史文化之精神生命之肯定”，恳求“中国与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术文化者，须肯定承认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 所谓肯定中国文化是一个活的生命之存在，即是说承认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生命力，能够作为现代社会机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发挥作用。但是随着现代社会性质的根本...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牢牢把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主动权，提出了一系列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